健脾理气治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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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的常见症状如恶心，呕吐，胃纳减退，上腹胀痛，腹泻，乏力等，多属脾胃气虚。近年来，动物实验证实，益气健脾的代表方剂四君子汤有反突变作用，对诱癌剂致大鼠肝癌具有阻断作用。一些健脾理气方药，还能增强荷瘤小鼠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活性，明显缩小瘤体。目前，健脾理气法在中、晚期肝癌中的应用已很普遍，疗效也很好，是值得医学科学工作者深入探讨的一大课题。

    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统血，输布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赖以为养，属后天之本。所以，张仲景谓：“四季脾旺不受邪”，李东垣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治脾胃即所以安五脏”，“善治病者惟在调和脾胃”。有统计数据显示，中、晚期肝癌在不同阶段呈现脾胃气虚者占75%，有资料证实在肝癌治疗中，使用健脾理气法治疗的患者1年生存率为43.7%，而非健脾理气法治疗者1年生存率为13.8%。

    肝癌运用健脾理气法常选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药如党参、白术、炙黄芪、茯苓、陈皮、甘草之类。一些疗效较好的治肝癌方常含有此类药物。如：福州市第一医院肿瘤科和福州市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治原发性肝癌的基本方由潞党参15g，茯苓10g，白术12g，甘草4g，白毛藤18g，绵茵陈10g，广郁金10g，绞股蓝15g，仙鹤草15g，半枝莲18g等药物组成。湖南省肿瘤医科治肝癌之“肝复方”亦不离益气健脾类中药，方用黄芪、党参、白术、茯苓、柴胡、穿山甲、桃仁、丹参、苏木、蚤休、牡蛎、鼠妇等药物，扶正以祛邪，临床疗效颇佳。

    临床上，许多疗效较好的经验方都以党参、白术、黄芪、茯苓、甘草、柴胡、郁金等健脾理气药为主，扶正中佐以祛邪。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人研制出以党参、白术、茯苓、八月札等药等量组成的健脾理气合剂，临床治疗Ⅱ期肝癌48例，治疗后1年以上生存者21例，5年以上生存者8例；而对照组治疗后生存1年以上者仅2例，无1例生存5年以上。健脾理气法若合并放射治疗，则疗效更为满意，治疗后1年生存率可高达72.7%。动物实验还证实，健脾理气合剂能提高荷瘤脾虚动物脾脏T淋巴细胞功能，可消除肝癌患者脾虚气滞状态而缩小瘤体，延长生存期；同时调节宿主细胞免疫功能和代谢，重建人体内环境的平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临床围绕如何将大肝癌变成小肝癌、从而使更多不能切除的肝癌变为可切除这一研究热点，对健脾理气法在此方面的作用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出现了可喜的苗头。有报道，在放疗中配合应用枳实消痞汤、香砂六君子汤或肝复乐等健脾理气为主的中医方剂，治疗10例巨大肝癌患者，肿瘤直径从11～15cm，缩小至6～8cm而获二步切除。临床观察到，放疗配合健脾理气法治疗大肝癌有三大作用：(1)可减轻放疗的副作用，改善肝功能，提高免疫功能，有抑癌和放射增敏作用，提高肝脏的放射耐受量。(2)能明显促进肝癌病灶周边的纤维包膜形成，有利于手术保留更多的正常肝脏，利于术后的恢复。(3)能最大限度地消灭瘤旁卫星病灶，加大了肝癌由不治变为可治的可能性。随着中西医结合治肝癌的研究不断深入，健脾理气法防治肝癌必将显示出更多的优势。

    肝病治疗选中药

    对于肝病治疗，国外多采用外源性的免疫物质如干扰素等药物进行免疫干预，这类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给肝脏带来了严重损伤。这是因为肝脏是人体代谢的重要器官，所有药物都要在肝脏内分解代谢。西药较大的毒副作用，必然加重肝脏的负担，反而会损害肝脏。有的患者长期服用西药的抗病毒药物造成肝功越来越差的原因也在于此。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免疫力提高了，自然能够缓解症状，抑制病毒。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中药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作用，并保护肝脏。

    “古蔺肝苏”是我国第一个原产地域保护的中成药，以“疏”的概念来保护肝脏，防止肝纤维化，同时具有降酶、退黄、健脾的功效。如此好的功效就归功于它的原料——乌蒙山原始森林生长的珍贵药材“赶黄草”，赶黄草是苗族民间草药，在苗族民间有上千年的用药史，多年的用药史证明了它的独特疗效。肝病治疗选中药，安全有效。“古蔺肝苏”正是我国传统中医药贡献给人类健康的一笔财富。 (文章出处：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