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炒了十个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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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和朋友们呼啸成群地凑在一起喝酒，他们见到我的开场白一般都是这个问题：“现在在哪儿高就？”我通常也是顺口就说出一个曾经呆过的地方的名字，脸不变色心不跳。听者不会再继续打探，我也不会再提起。于是双方相安无事，推杯换盏。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

    听说有的人在网上有几十个ID，网虫们戏称之为“马甲。”那些老鸟大虾们在网上熟练地用这些ID玩着角色转换的游戏，乐此不疲。一会儿装成一个学者，一会儿装成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或者干脆扮成妙龄MM与人打情骂俏。把个好端端的INTERNET弄得像个假面舞会。每当夜色阑珊，意犹未尽，下网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想：莫非我在实际生活中也成了这样的一只老鸟，那些被我干过的工作，或者说曾经练过的摊儿，也成了我随时可以更换的马甲？想到这儿，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在心里骂自己：你他妈都成什么人了？

    当初刚从大学校门里出来的时候特有理想，豪气干云，还想过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呢。可是这些崇高而美好的东西都已经离我要多远有多远了。现在的我正朝着一个地地道道寄生虫的方向迅速地滑去，虽然还有些不甘心，偶尔还回头张望一下那曾经被我向往的峰顶，但是必须承认，我从这种“自由落体”的堕落中体会到了一种接近于纯粹的快乐。

    稍微有一些物理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任何一种形式的下落都会产生一种力，而这种力量的承受者必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损害的程度取决于下落的速度和承受物的柔韧程度。在我迅速地堕落成一个寄生虫的过程中，老板可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了。我前前后后换过不下十个老板，或者说领导者。他们对于自己“被炒”的命运接受起来也不太一样。有反映比较激烈的，也有淡然处之，破才消灾的。在我茁壮成长为一个害虫的道路上，可以说是他们成全了我，也是他们毁了我。怎么理解都可以。

    据说在日本，公司很看重一个员工的忠实程度。雇员的表现很大一部分要看他对企业的献身精神。甚至还有部门经理以员工抽屉里面东西的多少来衡量他对企业的忠诚，东西越多越忠诚。如果我在这样的公司工作，肯定第一个遭到辞退。因为我会连卫生纸和水杯这样的必需品都不带，纸用卫生间的，杯子用一次性的，随时准备溜号。

    可是当初我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恨不得把家都搬去了。以至于辞掉工作之后分成三次才把东西全部运回来。当时的老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款，不但没有责怪或者是惩罚我，还给了我一笔不少的钱，使我在第一次辞职的惶恐中还能有物质的安慰。我记得我当时确实是伤心地哭了，可是看见那一大笔钱就又破涕为笑了。

    一个人的第一次经历是很重要的，它几乎定下了以后所有类似经历的调子，就好像女人的第一夜。如果爱人温柔体贴，她就会忽视疼痛，寻找快乐，进而蹬鼻子上脸发展成虐待狂什么的。可是如果第一次就惨遭摧残，她就很有可能发展成性冷淡，从此怕了这件事了。

    我之所以在“炒老板”这件事上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绝对和我第一次辞职的经验太美好有关。它主宰了我几年来的命运。很难说这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诅咒。说它是一种祝福，是因为它让我在以后与老板的周旋中无往不胜。说它是一种诅咒，是因为它永远地改变了我对一份工作的神圣看法。对于经历过那件事的我来说，工作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一个需要在社会上生存的人活下去的一种渠道。一切都与理想无关，与事业无关。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饭碗而已，吃得不痛快，不舒服，砸了它换一碗又有什么不好呢？就好像女人和一个男人做爱，如果是为了爱情她是要专一的，她是要献身给他一个人的。而如果仅仅是为了钱，她是绝对没有理由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如果所有动作只不过是在卖身，谁给的钱不是钱呢？

    我在工作问题上水性杨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根本就没爱过这些工作，尽管其中的一些很让别人羡慕。那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我爱的呢？我到底想干什么呢？我是真没想明白。而且还特怕别人貌似关心地问我，因为我这人太敏感。在人家看那只是风中的一粒沙，可是这粒沙它吹到我眼睛里，那就不是沙了，那是板儿砖。 (文章出处：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