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委员关注卫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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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正值政协换届，医药卫生界既有连任几届的老委员，又有初次参会的新委员，他们都关注些什么呢？

    来自西部大开发前沿的夏宁委员提出，我国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服务的价格，应按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地方区别定价。如广西绝大多数医疗机构目前医疗技术服务项目的价格还是执行1991年的标准，收费相对较低。药品降价、医药分业是控制医药费用上涨和有利患者就医的大好事，但问题是在这一过渡阶段，对于非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如果不尽快完善补偿机制，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来自天津的祁吉委员认为，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病人寥寥，已成为卫生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的瓶颈。因此，改革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建立权责明晰、监管有力，适合不同医疗服务对象的医疗机构势在必行。

    面对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猛增的趋势，邵一鸣委员提出加快推进新科技成果普及，从安全用血和疫苗应用两方面全力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对策。他说，我们目前已有“核酸试剂”快速筛查艾滋病病毒的新技术，一周内即可查出。疫苗研究也即将进入临床阶段，应加大这方面投入，尽快使疫苗应用于临床，以有效控制这一对人群健康危害极大的传染病。

    傅世垣委员参加了上届政协有关农村卫生改革的调研，深感农村防病治病离不开中医中药。他说，如果中医药应用范围越来越小，应用人群越来越少，中医药怎么能现代化呢？因此，农村医疗要实现广覆盖，就要加强农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尽快编写有针对性教材和培训全科医生，推广适宜技术。

    著名中医李辅仁委员已连任四届政协委员，自称是超期服役的“老兵”。他认为，中医药现代化关键是疗效，而保证科学准确评价疗效要靠医德。因为中医药科研和创新要看临床验证结果，如果临床不能科学地评价药物疗效与安全，就很难有重大突破，很难为现代医学所认同。

    李光荣委员特别强调，中医药现代化的核心是强化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中医药现代化评价体系。中医的特点是讲“证候”，其含义与西医的病名有所不同，不仅中医诊断规范化要明确，临床疗效评价的规范化更为重要，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文章出处：国医网)